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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建築系MAO--Studio407--C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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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都市更新」已經敲響台灣都市計劃全面失控的鐘聲!

事件都已經歷經三個階段的演化,還在城市延燒,成為「傳奇」。一道城市治理的區隔高牆已經築起,牆的一邊是市政府缺席之地,像是電影中流放罪犯的西線城市,那些都市更新爭議的現場,「文林苑」與「永春」等處,是被放棄的土地。牆的另一邊是「巷弄美學」、「設計之都」或是「都市再生」恩澤所披之所,資源不斷,終日優雅論談著。 沒錯!這就是你我所居住的城市,都市更新真的可以帶來城市的改頭換面嗎?這一段時間中,許多雜誌或是社論常會以「城市的美麗與哀愁」或是「城市的生與死」來討論「文林苑事件」之後,紛紛表達都市更新所受到阻礙的嘆息! 焦慮正在這座城市蔓延! 「都市再生」比「都市更新」高級嗎? 為了在都市更新「文林苑事件」中逃脫,台北市郝市長更提出「都更救城論」,將三十年建築物性能(像是管線)需要進行汰換的狀況,硬是說成建築老舊需要拆除重建。在民粹政治中,政府喜歡用「詮釋」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來回應一些對話的機會,這就是所謂的政治顯學中的「形象工程」。從「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加上以遊樂場為名的種種「裝置藝術」活動,為台北製造了熱鬧的天空線。 問題不解決,只是換一個名詞能夠解決問題嗎?更甚者,雖然許多理論提醒要注意「高級化」的問題,但是台北市的一些操作(如巷弄美學)往往是將「高級化」當作策略。使用開了幾間咖啡廳作為指標去看到成果。或是直接宣稱「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不是!」而沒有看到這座城市所累積的文化經驗。 從「台北好好看系列活動」中的容積獎勵策略,到「都市再生」的URS系列,二個不同的空間邏輯交錯前進,是為了掩護還是進步!都更處為了強化「都市再生」的,推出「創意城市」的概念、在文化局以申請「設計之都」的號令下各局處紛紛發包有關於以「social design」為名的提案。這樣的命名對照「文林苑事件」與「師大夜市事件」等等的失控的治理狀態,更顯得一場精神分裂狀況! 深切的建議台北市政府將這些無濟於事的種種作為暫停,將所有的人力與心力放在處理目前所製造的都市更新問題上,事件或是長遠的機制都需要有完整的配套,如審議機制、都市更新操作說明書(SOP)寫作等等,都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於與市民進行細緻的說明,讓市民可以充分掌握都市更新相關資訊。 創意城市的轉變 城市本來就有生有死,從城市形態學的角度來看,「更新」或是「再生」本來就是城市的動態過程中的機制。中世紀之前的住屋在面對棉花生產與紡紗的需求時,需要將原本的小窗擴大,得以讓光線可以進到室內,以作為紡紗的需要。建築類型不會是一陳不變,因應階段性的需要所採取的變動本來就屬於城市的真實。 當時城市也不只是回應式的改變,彼得霍爾「文明城市」中所描述各個階段城市的創新是重要的內涵。例如納粹發動戰爭,為了宣傳政治意圖,在中歐各城市廣建歌劇院,戰後成為城市市民的文化習慣,這些歌劇院的興建滿足了市民對於新的城市休閒的需要等等。 近代的所謂「創意城市」的論述回應了所謂都市更新或是轉變的議題。如作為霍爾的合夥人的查爾斯蘭得利的「創意城市」主要對焦於二次戰後,重工業外移後的歐洲城市轉型作為基礎,特別是中小城鎮的轉型,例如伯明罕從礦業轉變成為珠寶設計重鎮,例如聞名於台灣的魯爾工業區的轉型故事,這樣的「創意」其實立基於產業升級所帶動的社會轉變,而轉變的力量來自於「科技創新」投資。如果依照這本書的城市脈絡,這可以說是第一個版本的創意城市。後來,這些從歐洲大中小城市所外移的轉業,推動了亞洲城市作為「世界工廠」而發展起來,包括台灣。近年來,臺灣開始揮別世界工廠,而迎向新的可能發展圖像,那如何面對全面性的產業轉變下的都市治理是不能不去面對的挑戰! 而蘭得利「創意城市」翻成中文版時,正是「文創產業」風行台灣的時刻,是全球化風行的時刻,政府機構所招開的研討會議中最常被提及的案例是「哈利波特」小說電影與「魔戒」製片二個。而這個第二版本的「創意城市」可以說是在全球化處境下的紐約、東京與倫敦等等大城市,這些城市以消費為主所推動的,背後需要的是大的資金,商業模式是被宣傳出來的。 最近浮現的第三個版本正好是在過去二十年增經是最貧窮的首都的柏林。當全世界的主要城市皆因為而房價不斷上升的年代,柏林的可居性成為吸引年輕的創意工作者紛紛來到,再加上柏林市政府提供低廉的租金,這些年輕的創意創業者在逐漸形成的聚落中,發展出一套互相支援的產業互動模式,創造一種對於全世界年輕人俱有吸引力的創業環境氛圍。創意成為一種連結網絡的「膠合劑」。 如霍爾教授所言「創意如果無法協助弱勢地區翻轉的話,就沒有創意。」市政府以「都市再生」計畫來轉變都市更新的惡名昭彰的過往歷史。除了舉辦各種活動之外,更邀請了創意城市專家在台北市進行相關政策建議。可惜的是在這些論壇場合中,完全無視於台北市所製造的麻煩。因此,提出來的種種也就無法改變市政府的政策心態,「文林苑事件」後採取缺席的策略,「師大夜市事件」之後繼續缺席。而今,「文林苑事件」的衝突仍在街頭上對峙,市政府袖手旁觀,於是「都市再生」或是「創意城市」的種種作法只能提供作為掩飾種種都市政策所造成的都市問題。 都市轉型的空間作為 都市更新並沒有帶來舊區的改造,反而成為原本具有好品質的街廓改造成為「大門深鎖的社區」。依照「日本六本木」的形象而預計在客家公園所建造的「一個小學操場大的河堤上的水泥平台」(最後在民間團體抗議下減少為三分之一)。 或是藉著花博會的舉辦所夾帶的「台北好好看系列」,除了受到各方批評的「臨時綠地換容積」的政策之外,「系列一」的旗艦計劃更是弄得天怒人怨,原本已經送審的開發計劃被撤回,以精打細算申請「二倍容積」獎勵。但是審議結果與配套不及下,並沒有如預期的獲得更多的利潤,甚至被迫撤案,於是建商與市政府對薄公堂。無辜的建築師來來回回做了十幾套的圖紙。 政府如何創生一套「可以操作的機制」已經成為都市建設的關鍵議程,不只是硬體或是美化的議題,而是城市轉型的意圖。在欠缺治理能力的限制下,只能「挪用」都市設計的精神,以建築取向的都市設計作為都市發展的目標,最後常常只剩下以形象來創造都市轉變的意圖。 「創意城市」關注與城市轉型,在產業與空間範疇上,同時需要面對都市過程的意識的轉變,關注於這座城市的心智狀態,一種深深的立基於回應全球的在地的新生力量。首先,我們將空間定位在,作為支持生活的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回應,或是關於特色塑造,空間可以是背景而不是主軸。以都市空間形態作為基礎的轉型論述,都市設計仍佔據核心的位置。 其次,面對轉型的陣痛,我們需要找到可以回應都市產業發展的空間計劃,而這些觀察不會是抽離現實的,每一點都是來自於台北城市本身所累積的經驗值。因此,這些論說不是絕對,而是可以更接近於都市轉型的意圖。 1.產業計劃,而不是空間計劃 「鋪橋造路是好事」這句傳統美德恭維話語背後,連結的是菌集在地方政治核心的龐大利益。目前分佈在島嶼各地的各式開發計畫,土地變更與周邊土地效應的龐大利益是分配的關鍵,完工之後是否可以帶動地方發展根本不是政策目的。 這種「唯空間取向」的「只有空間計劃,而沒有產業計劃」的規劃概念仍舊,這幾年加上了對於建築象徵的想像,連結了政客的意圖,無往不利的以創造奇蹟為說辭。終將錯過城市轉變的機會! 2.文創產業與藝術能量 「文化空間」不是指固定的空間計劃書,而是在一種行動中的實驗,一種嘗試。這樣的文化空間所佔的量非常的少,但卻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順著這樣的想像,城市的特色表現往往是在於普遍的「背景」質感而非靠「主題」建築物來凸顯。與其看到明星點的經費支持,不如轉而投資於對一般人的培育,或是針對城市的藝術能量,給予空間,任其滋長。在這些藝術能量作為後盾的支援下,空間逐漸與生活世界的路徑拼貼在一起,成為生活的場景。這樣的空間將成為支持城市活化的轉變,而不只是將空間當做政績,而忽略真實城市。 3.需要去關注那些基礎的人性的需要的空間設施 面對「豪宅空城」的市中心改造陰謀,做一個空間生產的專業者需要重新擬定「接近城市的權利」的設計策略。恢復「空間計劃書」對於人性的關注,不只是關注於「Megastructure」式的都市空間策略,假借公共之名,只關注抽象的形式操演與表現。例如以表現為出發點的天橋又開始佔據城市的天空線,成為縣市政府提案競爭的主要類型。 4.空間可以作為培育的機制,有助於公共生活的復興 城市文化空間的生產幾乎來自於民間社會的搶救行動,經過文資指定之後,這些空間往往與民間社會失去互動的機會。所知的案例是由政府主導,但是只有「委外經營」一種策略,於是空間生產過程中動人的公共經驗,在政府收回之後,參與的可能性就失去了!在政府既有的選項中並沒有NGO與NPO的存在,因此閒置空間再利用除了藝文展覽就是喝咖啡。面對新生的都市社會的生活需要,最後只能以消費的方式去使用都市空間中的各種空間。 修改財畫法可以提高舉債額度,但是無法改變財政條件的惡化,逐漸加重的氣候異變的挑戰,台北盆地的脆弱體質恐怕需要改造。除此都市基礎架構的重新構思之外,台灣歷經經濟起飛所支撐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價值,已經轉變。特別是周休二日之後,一般市民對於休閒生活的需要逐漸增加與多元,老齡化對於新的都市生活學習網絡的建立,年輕人如何能夠在城市中住下來,社區托育可能比補助來得更能夠大動人心,九年一貫的教育如何「轉變城市成為學校」等等。 對於地方政府這些回應都市生活需求的增加已經排上議程表,打造一個可居的都市已經是基本條件。因此,對於地方政府,財政將是一個大的負擔。 面對都市發展的需要,政府需要重新思考都市建設投資所增加的「容積」,應該拿在政府手上作為回應前述都市公共設施改造與提供的財務支撐,而不是平白的奉送給建商!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取消各種容積獎勵的誘因回歸都市計劃精神,讓都市建設的成果(容積)由全民共享,徹底改變目前以容積作為誘因的都市更新模式。 重寫都市計畫教科書! 這二十年發生在台北天空下的種種都市發展與建設的謬誤,越發印證了庫哈斯所言「都市不可規劃性!」都市計劃的理性工具論已經無法規範真實的操作機制,都市的真實發展軌跡永遠與都市計劃圖的指導有極大的落差。而台灣的超現實的劇情是,都市計畫所規範的內容已經被政商所建構的綿密網絡關係所綁架。因此,這場戰役之後,僅將下面這段話放在正在進行寫作的「『台灣都市計劃/設計實戰錄』教科書」的扉頁: 鎮暴警察前的一段對話,「王家犯了什麼法?王家擁有房屋的土地與建築的所有權,你們何故上門抓人、拆屋?」 一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凌晨四點,郝龍斌市長的拍版定案,現場指揮官都更處處長下令,八百員警手持盾牌,水箱車與警備車(徵用公車充當)墊後,在特製的封閉圍籬內,對環坐在「王家」的學生進行強制驅離攻勢。過午,建商的怪手在市政府優勢警力的戒護下,將王家拆成平地!引起社會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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