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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建築系MAO--Studio407--C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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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8都會台北燃燒地圖的市民行動策略

適逢現今全球面臨氣候異變的共同課題,台灣城市在無法自外於這一波城市轉型的挑戰中,應如何建構一個生態城市的防災與治理機制?在城市的空間運動中,又該如何延續過去整體社會曾努力架構出的進步式規劃?以台北都會區為例,分析近年政府部門停留在「城市美化運動」層次的種種行政作為,特別是在2010花卉博覽會所主導的「台北好好看」系列建設方案,其所隱含的城市願景圖像就是將台北「新加坡化」。 而對比於政府忽略生態城市治理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以永續相關訴求的民間團體在個別面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消極回應下,共同提出「都會台北燃燒地圖」的行動,運用實際的結盟合作與網路工具,嘗試以草根、實驗性、低成本的方式,動員相關社群與市民大眾,以實際建構市民行動策略作為對生態城市運動的回應。 貳、城市治理的危機:進步性的喪失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就參與的運動經驗來看,確有許多規劃與治理的政策機制正在失靈與倒退之中。就台北近幾年的議題經驗 顯示,過去所建立的都市環境經理機制逐漸受到破壞、瓦解,偏重開發取向與官僚主導,輕忽公共協調與功能整合的都市治理模式也已明顯無法滿足進步社會民眾的期待。為何現今的都市治理逐漸喪失了過去社會共識所累積的進步性?除了全球政治上新保守主義的抬頭,與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的復甦,連結了政治與資本更緊密的紐帶關係,所對公共領域形成的忽視與威脅外,其中的關鍵更是在於政府忽略了城市的進步性來自於市民觀念的轉變,即城市生活中文化系統的運作。 「文化,作為一種承傳理念的系統,以象徵的形式表現,並賦有做為人們溝通、回應與發展,有關生活態度的知識和意義。」 「文化系統,一方面可視為行動上的生產物,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下一步行動的條件元素」。 因此市民集體觀念的轉變造成城市文化的轉型,並牽動都市意義的創造行動,便在文化系統的運作中形成了所謂「進步性」。因此進步性為城市的靈魂,關鍵在於生活大眾「觀念的轉變」,亦即城市居民對城市形塑的想像力,且此想像力必須要能回到生活的空間與日常的經驗中。故政府不應忽略城市轉型的治理經驗中,「城市內部社群」與「生活大眾」之動員,因而造成文化系統的斷軌與城市治理的危機。 參、朝向生態治理:自然與城市的辯證 而二十世紀末起,城市治理更面臨全球化與全球暖化的雙重挑戰。一方面全球經濟再結構使得資本主義城市越趨競逐經濟成長與資源規模;另一方面全球暖化的警訊則宣示了資源耗竭與氣候災難的到來。特別是在作為世界人口主要聚集地與新治理形式主要形成節點的城市,人們意識到必須發展一種更能兼顧經濟、社會、與環境資源的永續方式,來進行城市生活的規劃。 因此從上世紀197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倡生態取向的都市研究,而提出「生態城市」開始,歷經1972年聯合國於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提出永續發展理念,到1987年著名的布蘭登委員會(The Brundtland Commission)為永續發展定義並引發全球討論,再至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高峰會提出永續發展必須兼顧環境、經濟、與社會的需求。由此衍生的城市規劃思潮不斷演進,大致可歸類為:花園城市主義、環保主義、生態主義、理想主義、新都市主義。其中花園城市主義注重大尺度的都市設計;環保主義注重清潔城市與其系統管理;生態主義注重建築、基地、區域尺度的創新設計;理想主義注重社區與人類尺度,具生態社會的理想;新都市主義主張都市應朝向聰明成長及緊湊發展(何東波,2003:5-6)。 而環繞著人的需求(needs)所產生的城市規劃,到了「景觀都市主義」與「綠色都市主義」開始有較明顯的轉折。景觀都市主義強調將空地的利用放在首位,而非建築型態;試圖讓大自然週期性的自我修復能力在城市中發揮作用 。而綠色都市主義較關注能源的永續循環,構想讓城市運轉的方式,不但不會破壞自然,還能修復並滋養自然。在西歐,有些綠色城市傾向將大片森林與未開發土地保留下來,以防隨著社區人口密度的升高而犧牲環境的宜居性,或是將原本廢棄的土地轉化成大批對公眾開放的小公園、社區花園、城市農園等。(郝冰(譯),Richard Louv(原著),2008:257-259)。而新近與此相關的城市理念型還有「動物園城市」(zoopolis) ,關注城市對於非人動物的社會排除,主張透過土地使用與地景設計等機制,增加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創造人類與動物可通用的廊道(corridors)。(Wolch,1996:21-47) 從上述的例子,可看出永續思維取向的城市規劃,其理念核心為使城市「再自然化」。且對於城市而言,理想的「自然」是什麼?透過尺度、距離、互動狀態的選取與設計,「自然」與「城市」之間的關係正經歷著一種辯證,城市事物與自然事物不再對立於歷史文明的兩端,我們需要保護的自然不再是一個遙遠的、罕無人跡的概念,而是充盈於人們生活中的、與城市同步運轉的自然。若由此談未來城市的規劃治理,則「自然」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也許將如同Levebvre「接近城市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所主張,屬於人類「全貌」的需求,而能進一步衍生出「接近自然的權利」(The Right to Nature),引發城市生活與生態治理的創新型式。 肆、「生態敏感地圖」建構行動 氣候異變的講法雖有不同,但是「氣候爆裂化」已經從個案開始跨越警戒線,從特殊演化成為常態。都市叢林的水泥化所加重蓄熱與空污效果,「熱島效應」已然成為城市脆弱的體質,與「海平面上升」相較,更賦予城市最首當其衝的生存挑戰。且種種氣候異變的災害現象不斷出現,如驟雨考驗著都市排水的功能,各地的霧線逐漸消失,登革熱的警戒線北移恐將再現「圍城」的恐慌,開放空間的都市防災考量,等等議題正考驗著環境的容受能力與城市的應變能力。 而如何加速透過環境經理過程,讓都市環境在都市計劃、都市設計、都市景觀設計、建築環境計畫、建築體綠化生態回應機制下提出更多可行之對策,將成未來都市建設之必然思考方向。 過去的都市發展是基於將土地當作一種建築「資源」與「潛力」,追求最大的利潤,在台北的都市發展過程,依應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跡,政府、專家與投資者告訴大家是一張「基於土地開發利益的的都市發展」圖像。榮景不在!近年來台北人口已經呈現負成長;因此,目前只有「豪宅」能夠在這個都市中被推案,我們的政府無法抑制這種失控的都市發展,反而成為操作機制的一環。這種基於「衍生性商品」的價格戰只能生產這種不合理的產物。 因此我們從相關永續發展的議題與行動經驗中,提出以「城市」做為後續行動的對象,關注於政策的轉變以及生活方式的調整與轉變。在回顧都市規劃論述的價值觀,而提出「生態敏感地圖」的操作,試圖回應氣候「暴烈化」的挑戰,並取代過去「基於土地開發利益的都市發展」的圖像,從「開發導向」轉變為「限制取向」的都市治理模式,以保護生活世界中僅存的美好事物,重新找回城市的價值,促成觀念的轉變並加速環境經理的過程。 這樣的工作並非只是研究的議題,而是需要從靜態的藍圖式都市計畫分區計畫中尋找可以調整的空間策略點,行動在於從都市的大架構連結到生活空間中的路徑。這個我們原本期待政府可以帶動的生存戰,確是在不斷的要求政府對話中感受到極大的挫敗! 因此「生態敏感地圖」不只是一張計劃圖說,它可以是行動、在地智慧與創造機制的熱情: 一、市民自為的「行動」 像是綠色生活的行為地圖將這個城市街區中所分佈的都市農園、農夫市集、有機飲食、、、等等串起來。像是各種社區生活空間中所發生有趣的改造城市空間的成果,例如「把蝴蝶找回來!」的社區公園改造;一家家由自己打造的商店或綠色的住家、、、等等。 二、「地方智慧」的累積 參與不只是一種「賦權」,同時也是一種向生活者學習的智慧。「模式化」、「口號式」、「恩寵式」與「主題式」的非理性的都市治理已經無法回應進步社會民眾的期待。台北社區參與議程已經有在地民眾提出「環境治理白皮書」取代政府與專業委託研究的案例。 三、「監督」的機制 藉由資訊公開,記錄在「生態敏感地圖」上的種種有意義的物件,就像是「針灸」的穴位一樣,來守護在生活世界中僅存的美好事物。我們可以用來探問政府不當做為的年度排行榜,連結民間社團進行評比;或將公共議題結合各行政區選舉,並促使候選人公開回應;也可以結合生物監測、熱島監測等技術,每一年公布一張地圖以檢驗地方政府的永續治理作為。這就像小孩子們公布「泥巴地圖」來控訴大人世界對於都市空間的任意非為! 而台北做為一個盆地,優勢是生態資源豐富,鄰近溫泉與國家公園,缺點就是熱島效應嚴重且排水、保水功能堪慮,但台北卻仍以開發思維主導城市發展,將河岸私有化、水泥化。 所以我們針對台北盆地的地理學特性,提出將台北縣市視為一個整體都會的生態敏感地圖,強調市民自為,地方智慧與向政府監督問責。 台北在未來的環境規劃策略應是朝向回復原本盆地「綠手指與藍臍帶」所建構的自然環境基本面上,讓生物棲地再次回到市區,在微氣候環境謹慎的維持下以修補生態願景。我們所期待的是一個個有計畫的、溝通的、協調的、參與的、原生的、細緻的、有價值的、成為網絡的生態城市計畫的推動。 伍、「都會台北燃燒地圖」的市民行動策略 台北市這幾年透過幾個國內外的研究提出「生態台北」的計畫,也積極舉辦「2010世界花卉博覽會」,台北縣也一直以「大河之縣」作為施政主軸。但是種種的不當政策與建設(註:http://burningmap.blogspot.com/),背離節能減碳的作為仍然不間斷的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與災難共生」似乎是盆地居民的宿命。 以竹圍的後工業地景為例:工業用地、捷運站與家庭廢棄物沿著河岸層疊,我們有必要在後工業時期來追究城市的身世。再以華光社區為例:當「企業併購國家」,華光社區就變豪宅,豪宅隔絕了城市可及性,讓城市特色消失,更讓市民失去了可能的公共空間,使城市精華地區為少數人所獨佔,如此的空間規劃對城市一點好處都沒有。官員甚至規劃以八里的台北港取代基隆港的吞吐位置,則台北市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就將承受這些石化倉儲運輸的外部性,這樣的改變不只帶來利益,也會帶來成本。還有北投洲美濕地開發作為生技園區,台北花博的水泥場館蓋在公園綠地,把樹林移走改植花卉和硬鋪面。及配合花博所推動的台北好好看政策,表面上是在做綠美化,整頓後的綠地卻失去了生態連結,連蝴蝶都不見了。此類的政策不分台北縣市,經濟面的影響尚待嚴謹評估,但對於社會面和生態面的負面影響卻不乏前例可參照,皆已嚴重違背城市永續發展原則與都市計畫的公平正義,值得被監督與檢討。 政府的種種不當政策與建設讓台北逐漸變成一個畸形成長中的怪獸。而透過生態敏感地圖的真實呈現,我們可以一起追蹤紀錄這個怪獸的生命史,進一步的目標則是透過建構地圖的相關行動,遏止怪獸的持續成長。故以下將以OURs參與「都會台北的燃燒地圖」行動,結合台北都會區各民間團體共同工作,並以地圖和網路等工具作為運動平台的第一手經驗所架構出「生態城市運動」的市民行動策略為探討對象,呈現台灣民間社會在傳統運動模式遭遇瓶頸的此刻,如何在台灣現存的市民社會和資訊社會脈絡中,作為對當前氣候變遷與城市治理的回應。 一、2008「台北明天還是一個湖?」 2008台北雙年展中,OURs與藝術家共同策劃「台北明天還是一個湖」藝術行動,關注台北盆地面對氣候異變、熱島效應危機的城市治理課題。透過以市民參與的美術地景菜園,以「可食地景」、「都市農耕」的概念回應地球暖化、糧食危機的城市生存問題;並透過與四組空間專業系所師生合作的議題工作坊,探討台北盆地的土地使用、都市規劃體系、交通運輸、建築設計之問題,希望在地域性、社區參與以及能源危機等諸多迫切性議題上,發展具有省思性且可能實踐的城市生活方案。 二、「2009都會台北燃燒地圖」 「都會台北的燃燒地圖」是一項建基於「生態敏感地圖」所發展出的市民行動策略,地理範圍為涵括台北縣市的整個盆地與都會,行動社群則開放為台北的民間團體與都市空間的使用者,主要是由OURs於2009年會同臺灣綠黨、水患治理監督聯盟、青年樂生聯盟、自然步道協會等近十個北部民間團體共同發起參與。其工具平台是一個部落格(blog)和一組網路地圖(google map),以在網路地圖上標示各類炸彈圖示、持續更新編輯內容的方式,紀錄台北盆地種種可能加劇熱島效應的不當政策與設施;各民間團體並於實際工作中互相串連,擴大結盟,共同拔除燃燒地圖上炸彈的引信。 以下將從燃燒地圖的議題中,從台北縣市各舉一市民自為的行動案例,探討其參與都市治理的行動策略中,有效發揮作用之關鍵機制。 案例一為「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為原台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園區改建,預計將移植園區內257棵大樹,並建造巨大跨堤平台、穿越公園的自行車道、人工梯田與茶園等。後經生態、景觀、法律等不同專業的民間團體 共同合作,先引起網路連署與媒體輿論,再透過台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的運作機制,根據北市樹木保護條例第五條第五項 ,以民間主動提報申請公園內整片群體樹林為受台北市保護樹木的策略,不斷爭取和市府對話協商的機會。最後成功促使跨提平台量體規模縮小三分之一、取消人工梯田與茶園設計、更改自行車道路線,並使得原有植栽的移植數量降低三分之二以上,生態擾動強度也大為縮減 。 案例二為台北縣雙溪河流域。雙溪河流域於民81年納坦、納莉風災後首度出現水患,政府計畫以沿岸興建十數座大型堤坊之方式加以治理。當地居民除自行組成讀書會學習環境知識,並透過時任台北縣景觀總顧問的專業者協助,進行三次參與式工作坊,將社區世代對雙溪河流域的地方智慧與永續願景轉化為在地治理議程,提出「雙溪河流域治理白皮書」,強調以「上游復耕保水、下游清淤疏浚」的原則,發展雙溪河的流域治理與生態旅遊。與台北縣政府在規劃階段多次理性協商未獲善意回應的雙溪居民與民間團體,最終是透過南下台中積極參與中央主管機關召開的審查會議,方成功於主要計畫階段即阻擋雙溪河流域部分堤防的興建規劃。 而「都會台北的燃燒地圖」作為一種挪用自「生態敏感地圖」的市民行動策略,有幾個特性值得探討。首先都會台北燃燒地圖所設定的功能,不只是一個台北盆地熱島議題的「入口網站」與「訊息平台」,其不固定特殊的編輯者,並向所有google帳號使用者開放編輯的性質,亦使其某種程度可扮演「公民媒體」與「web2.0」的作用。但這一點已有許多網路公民媒體作的更久更好,資訊更專業豐富。然而燃燒地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將每個議題同時並列在一幅網路地圖上。 是故燃燒地圖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關心環境的市民平等擁有編輯地圖、詮釋地圖、聯想地圖的權力。在此,燃燒地圖是一種創造。市民將社區的空間問題和可能方案同時呈現在相應的地圖位置上,可能讓問題更加清楚,也讓規劃方案的討論得以累積並修正;市民透過地圖所呈現的點、線、面,可能發掘以往不曾判讀出的資訊、線索、脈絡與結構,讓這座盆地型都會被掩蓋的複雜身世逐漸浮現。 此外,市民透過地圖,發現除了文字和圖片這兩種平面的工具,「地圖」本身也可以是一種說故事的邏輯;甚至燃燒地圖可以轉變成「護樹地圖」、「護河地圖」、「農耕地圖」、「找回蜜蜂地圖」、「找回青蛙地圖」等。從再現負面抗爭的種種悲憤,到描繪正面願景的多元夢想,地圖能協助市民參與都市規劃,從生活路徑中提供空間的可行對策,地圖本身成了一種扭轉都市生活既成意義的自由力量。而在不同的市民身上,同樣的幾個地點可以擁有不同方向、維度的連結、發想、和探詢,問題本身便開展了一種另類的觀看、表達、思考、質疑的方式。至此,燃燒地圖涉及了符號美學,成為一種市民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富有歷史感的認同書寫,與富有前瞻性的變革表徵。 由此我們可以說:「都會台北的燃燒地圖」(Taipei Burning Map),是一項低成本、實驗性、有機發展的行動計畫,我們想要透過它,呈現轉型中的台北都會,在全球暖化與熱島效應威脅下,必須及早面對的眾多環境議題;並呈現台灣民間社會在傳統運動模式遭遇瓶頸的此刻,仍展現能量、發展新的運動平台,以在台灣現存的市民社會和資訊社會脈絡中,為都市政策和市民參與尋找新的可能。 然而燃燒地圖初步運作至今,在地圖監測的分工並不如真實世界的合作順利。由於燃燒地圖上的每個議題幾乎都有團體或社區在背後經營blog以協助訊息傳播,且對燃燒地圖社群的組成背景來說,google map的使用門檻亦不比blog高,因此燃燒地圖發起之初的設定便是由各議題背後的主要團體,在經營blog之餘順手呈現該議題在地圖上的基本訊息 。但各民間團體在燃燒地圖的網路平台上始終不見操作的意願,於是至今仍由擔任行政平台的OURs獨自任各議題訊息更新與地圖呈現管理。有趣的是後來燃燒地圖社群中卻有兩組團體伙伴,都共同分享了燃燒地圖的呈現模式,建構出各自的生態敏感地圖行動。其中一組以「臺灣護樹地圖」為主題,另一組則以「公民影音行動地圖」為主題。論及何不運用現成的燃燒地圖平台?「護樹地圖組」基於議題行銷的精準度,擔心燃燒地圖以「都會台北」為場域,議題太多太雜,無法凸顯護樹主題;「公民影音行動組」則因其成員身為公民記者,基於訊息傳播的專業度,認為燃燒地圖的訊息皆為各部落格拼湊簡化而來的二手資料,品質過度不齊,無法建立傳播風格。令燃燒地圖初時設定開放編輯、規劃多元治理的資訊伙伴關係網絡,其理念僅能暫留在假設階段。也許在各自運作經驗更成熟後,下一步可再嘗試整合為同一個平台。 另外,Castelles認為「網絡」(network)同時兼具資訊網絡與社會網絡的概念;在網絡社會的空間特性上,則提出了「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草根化流動空間(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等概念,並強調網絡中的節點乃是流動空間的權力中心。若將燃燒地圖視為一組網絡觀察之,其主要運作特徵的確符合資訊網絡與社會網絡之概念;燃燒地圖中所標示的炸彈,亦可視為浮現中的,都會台北的社區及第三部門所捍衛的「地方空間」。 但是,燃燒地圖網絡中的「流動空間」是否存在?如何顯現?推動流動空間形成的力量又是什麼?而這些「炸彈」的出現,或可簡化分析為某些都市問題或都市政策特別能引起關注,卻尚無法解釋這些民間力量為什麼僅作用在地圖上這些特定的空間。那些沒有炸彈標示之處,是暫時沒有,或是永遠不會有?且這些市民行動的作用之地,若同時也是許多組未明網絡的節點或中繼站,燃燒地圖是否有可能發展為一種方法論,去發掘這些流動力量的交會,以刻畫出更複雜、更細緻、更即時(real-time)的,都會台北的城市變遷?最後,促成這些都市運動真正的社會作用是什麼?這些草根經驗又隱含著什麼尚未被都市理論認知、描繪的取向?以上也許都是燃燒地圖未來累積更多運作經驗之後可,供觀察、討論之處。 三、2010台北花博會「偽官網」的操作 「2010國際花卉博覽會」將在台北市展開,在全球暖化、氣候異變的局勢下,我們期待花博應超越空間綠美化的層次,具備更積極回應環境問題的態度。在此前提下,台北市作為花博基地,先天盆地熱島效應與後天密集發展的都市空間,將是花博不得不正視的課題。況且花博會並沒有一個後續的發展計畫做為支撐,所以這樣的大型國際性活動的意義何在? 台北市政府將花博作為近年推動城市發展的核心政策,其實是以「新加坡」為目標圖像,且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城市美化運動」層次;而台北花博以政策尺度,挾巨大資源,是以「美化」為其號召,卻未將其扣連生態城市轉型的願景,並忽略治理機制中動員城市內部社群與大眾之關鍵,則無法提升城市的進步性。 另外做為一個超大型的文化產業活動,非日常性的、大規模的、多數共有的行為與經驗,對社會普遍造成影響與問題的計畫,理應城為擴大社會認知的機會。由政府為主帶著市民一起去思考如何利用機會去回應全球暖化的議題、市民教育、提升城市永續力等,才是這次主要的課題。如何排除開發主義,以及改善影響環境的技術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花博會的參與能不能帶給市民觀眾在體驗未來世界時的感動與經驗分享,而有助於環境、學習、自然與文化尊重等價值之社會認知的建構?透過花博資源設計出一個好的整合機制,讓民眾有參考施作的依據,同時擬定一個永續的政策計畫。故台北辦花博,應著眼於開啟生態城市治理的新契機,讓花博成為生活大眾的參與機制,結合產業升級、城市轉型、市民參與,作出一個台灣在氣候變遷下城市治理的新典範。 因此我們嘗試以另類方式介入花博的操作,藉由微網誌(Facebook)集結網路社群,建立了「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粉絲團』」的「偽官網」,在操作過程中尋找可以參與的機會,目前為止的行動策略所累積的思考如下說明: 第一階段先連結逐漸發動的市政府之各種行動,進行政策監督與批判,除了花博會的議題也針對「臺北好好看」的政策進行批判。 第二階段主要是有關於永續的知識與行動經驗的推動,例如「都市農場」、「民生園藝」或是「園藝治療」等等,可以提供市民進行日常活動的參考。同時藉由專家學者的連結,提供國內外各城市種種更具實踐價值的替代方案與規劃設計。這些資料將持續到花博會結束之後,成為推動種種市民活動的知識庫。 第三階段將尋找介入的行動機會,提供市民可以認知的整面或是負面的教材。 因此做為民間組織我們一方面積極參與這個城市中所到處產生的「破壞性建設」,同時將永續相關理念帶到生活的現場與可以傳播的論述場域,以擴大社會認知,以發展更為細膩的「市民參與」機制。 陸、景觀美化或是城市轉型? 近年來許多城市高喊轉型的治理主張 ,但回顧相關文獻,發現非將城市轉型視為一個專門概念,而是多從兩方面切入:其一是從城市變遷的角度切入,因城市對內的需求面與供給面不符,為彌補其中落差而產生的互動調節;其二則偏向採用全球化下城市競爭的概念,其中又可再依地域脈絡差異分為市場中心或國家中心主義,導引城市對外競爭力的提升。 而當代城市變遷與城市競爭的討論多伴隨著資本主義再結構以及全球化的相關脈絡。二戰過後資本主義成長所仰賴的凱因斯模型,在1970年代早期受到內部限制的打擊,加以1974年至1977年間的油價高漲、通貨膨脹,使得政府與公司以一連串的試誤,進入資本主義再結構的過程。此過程至1990年代中葉仍在持續。並透過於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私有化、解除勞資契約等重點,背離凱因斯模型穩定性的基礎(夏鑄九、王志弘等(譯),Castells(原著),2000:19-20)。特別是1970年代末期以來先進工業國家一些重要城市所經歷的再結構經驗,透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理論,展現了其與全球經濟的變遷趨勢息息相關之重要性。(周素卿) 以美國為例,1970年末至1980年初之間,幾乎所有的都會區都受到經濟再結構的明顯衝擊與影響,促成都市政策明顯地從分配面轉向發展面以為因應。1980年代中,大多數都會區,特別是傳統製造業帶的重要城市也都轉型找到新經濟的利基與都市發展的出路。以亞洲為例,一些新興工業經濟體的重要城市自1970年代開始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但到了1980年中,這些城市也開始在世界經濟版圖中輸出資本,快速將生產移往東南亞和中國等第二層的新興工業經濟體,配合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經濟趨勢和制度條件發展,讓這些亞洲的世界城市也面臨巨大的轉型與發展壓力,具體可從各城市的都市政策、都市計畫、重要的都市開發計畫、都市地景變遷等見誅端倪(周素卿,2003:45-46)。 因此從都市變遷、城市競爭的觀點來看,城市轉型是一種自有(itself in),更是一種自為(itself for),面對資本主義演化過程所帶來的巨大壓力,而主要於都市政策、都市規劃所做出之回應。而今多數城市轉型的共同課題與行動方向,包含以下幾種面向: 一、經濟的:新型態產業的吸引與衍生、都市行銷、提高都市財政收入、帶動區域發展。 二、政治的:取得都市政權、整合都市政策、強化政治動員、深化民眾參與。 三、社會的:新價值體系與生活型態塑造、風格美學品味之創造、文化主體性之建構、公平正義、健康安全。 五、空間的:住房供給與條件改善、空間與地景重構、打造都會多核心發展型態、彈性有效率的城市規劃體系、空間正義。 六、人口的:都市政策能因應人口數、年齡、家戶結構、移民等進行調節。 七、環境的:污染防制、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歷史保存、能源效率與循環、都市因應氣候變遷的危機處理與調適策略、城市的再自然化等。 台北身為全球化產業分工的亞洲重要城市,也隨上述脈絡歷經了城市的轉型與重構。而近年動員大量社會資源舉辦源自歐美的雙年展、運動會、博覽會等大型文化活動 ,不僅顯示出欲與國際接軌、對話的渴望,更透露出擔心被世界繞道、忽視的焦慮。但近年台北縣市的政府部門停留在「城市美化運動」層次的種種行政作為,隱含的城市願景圖像就是將台北空間「新加坡化」;而眾多新都心消費空間的打造,更是兼具「曼哈頓化」、「華爾街化」、「左岸化」等紐約、巴黎全球城市意象 。種種片斷、拼貼的空間意象模拗,除了顯示台北沒有一套完整、連續的都市政策視野外,亦可凸顯台北做為一亞洲城市,在後全球化的城市競爭下,城市文化出現的主體性危機。 近年氣候異常變遷下,全球災難危機頻仍,但台灣在城市治理上只關注危機處理,相對忽略避災、防災、減災的思維,因此只見一些片斷的策略,而非機制的建立。更甚者,台北市府為迎接花博進行城市美化所推動的「台北好好看」政策,不僅未在生態城市的前提下,以環境容受力思考城市發展,進行容積總量管制,反而以容積作為短期政策工具,繼續獎勵傳統犧牲生態人文的土地開發模式,將可能對原本稍具基礎的政策機制與社會共識造成嚴重破壞,並錯失台北都會轉型為生態城市的治理關鍵。 柒、結語 2010花卉博覽會正開始上場,所以的正面的聲音將蓋過所累積的呼籲反省的聲音。過熱選舉所綁的大大小小合理不合理的地方計畫,正前所未有的到處建設也已經成為島嶼角落的噩夢。 Mega與Satterthwaite認為,永續城市不只是加強資源回收、建構綠色空間、親山親水或多種花草樹木,而是以積極的政策作為,減少環境資本的耗竭,建立永續城市的共識,構築全新的生產與消費體系,並推動民眾參與決策和執行。 因此政府雖然不積極,但是台灣民間社會已經跨越到「參與式的治理體系」塑造過程中。從「都會台北燃燒地圖」的行動中,雖然未如預期的在個案合作的經驗中形成太大的集體力量,但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聯盟與合作,分享了共同的價值觀。網路做為討論平台,一方面個別或是共同的推動議題,另一方面也發展自主學習的模式,累積相當多的認識與論述能力。一個很好的對話機制與操作平台已經建構起來,我們在等待時機奮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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